建国初期，中药材市场混乱，药价不稳，药材的批发、零售均掌握在私商手里，国营企业和供销社经营品种和购销额所占比重很小。由于中药货源奇缺，广大群众有病买不到药、买不起药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恢复和发展中药材生产、扩大药源、保证人民医疗需要成为当务之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中药工作非常重视，1954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中医中药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是我国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极其丰富的经验的积累，对于我国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我国广大群众赖以治病的主要力量。”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有计划地鼓励药农生产，组织群众上山挖药，但要加强指导，对几种特殊中药品种如牛黄、麝香、羚羊角、犀牛角和鹿茸都应有计划地开辟牧场，逐步解决。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加强中药的收购和供应工作，首先努力稳定中药的价格，对大的药材市场（如河北省安国）应注意整顿，并适当加强恢复。有重点地设立中药制造厂，试办中药（饮片）的加工、提炼和改进剂型等工作。”
1955年3月，中国药材公司正式成立，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省、地（市）县的药材公司，对中药材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从此结束了私营中药商垄断市场的局面。 （1）中药三大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药包括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三部分。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加工和中成药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中药的三大产业。
1）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
A.野生中药材的采收和供应
中药材约有80％来自野生，品种繁多，属性复杂，采收季节性强，资源分布多在山区、林区和边远地区。很多药材“用时是个宝、不用是个草”，如不及时采集便自生自灭。为了加强野生药材的收购，195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指出：“野生药材是我国人民历来采集、加工和服用的药物，现在和今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绝不能忽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药材公司对野生药材的采集、收购作了具体布署，加强药材收购工作，宣传组织群众上山采药，广设收购网点，方便群众交售；挂牌收购药材，执行物价政策，优质优价，公平交易，保护群众利益；加强采收工作的技术指导，保证药材质量。 60年代初，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药材收购量大幅度下降，市场上不少品种供应不足。为此，国务院及时批转了农业部、林业部和卫生部《关于药材生产、采收情况的报告》、要求切实组织好野生药材的采集与收购，着重提出：某些“药材收购价过低和一物二价的，应立即按物价分级管理权限进行调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并保证集体收益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工余归己”的政策。1975年，国家计委。商业部、卫生部、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在联合通知中又进一步明确：“对中药材要实行集体采集与个人采集相结合的原则。凡是资源集中、产量大的品种，社、队要适当组织劳力采挖；零星分散的药材，应允许并鼓励社员利用工余假日进行采集，……对社员个人出售的药材，要积极收购，付给现金，收入归己。对边远高山地区产的药材，应有组织地进山采挖，其收益分配，要在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前提下，体现多劳多得的精神。”调动了广大药农采集野生药材的积极性，推动了野生药材的开发利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药工作逐步趋向开放搞活，中药材由封闭式的“独家”经营逐步实行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经营；野生药材的采集、收购灵活多样，广大群众采集野生药材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中药材的收购量也逐年增加。1985年，家种和野生药材的收购金额达到14亿元，比1957年增长5倍，例如，山西的连翘，1956年采集60万公斤；70年代每年采收量达到100万公斤，1980年又上升到213万公斤，创历史收购最高水平；湖北的蜈蚣，50年代每年收购不到200万条，1971年发动群众捕捉，收购量增加到585万条，80年代每年收购2000多万条。90年代每年收购又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对野生资源保护不够，在野生资源集中地区虽然也采取封山育药、分片采挖、围栏保护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致使不少药用资源迅速减少，例如新疆及内蒙古的羚羊角，50年代还有资源，到了70年代踪迹全无；东北三省、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甘草资源破坏严重，收购量大减，不敷调供全国和出口，不得不将甘草采收重点转移到新疆。全国甘草采挖量逐年增加，1956年收购460万公斤，1985年达到1100多万公斤。野生资源的保护问题不能不引起注意。
B．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开辟新药源
为了摸清我国中药资源家底，扩大药源和解决人民医疗用药问题，1960年前后，全国一些省、市，区就开展了调查工作，在这次中药资源调查的第一个时期，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和四川医药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调查小组，深入西藏昌都等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了川贝母、胡黄连、冬虫夏草、大黄、雪莲花及鹿角等90种当地动物和植物药材，以及藏民习用的草药151种，采集标本341种。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些地方性中药志、中药手册，如《四川中药志》、《陕西中药志》、《湖南药物志》、《江苏药材志》、《广西中药志》、《新疆药材》、《辽宁药材》、《青海药材》、《河南中药手册》、《湖北中药手册》、《甘肃中药手册》等，与此同时，出版了一些全国性专著，如《中国药用植物图鉴》、《中药志》、《药材学》等。
1970—1975年伴随着大规模的中草药群众活动，再次开展了全国性的中药资源调查，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发掘民间中草药和单方、秘方、验方。为了总结中草药的治病经验，由卫生部、商业部、化学工业部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展出全国开发利用的中草药1000多种，其中广西、云南、江苏、江西、福建，山东，河北、等省展出的品种最多，西藏、青海、四川、内蒙古、宁夏、吉林、黑龙江等省区还展出不少民族药，内容十分丰富。通过此次中药资源普查，发掘出民间使用的、确有疗效的中草药约3000多种，汇编了一些中草药书籍，如云南昆明市和思茅地区汇编的《民间常用中草药》收载药物600种；福建汇编的《福建中草药》，收载药物400种；广西汇编的《广西中草药》，收载药物；370种；山东汇编的《东中草药手册》，收载药物；364种；河北汇编的《河北中草药手册》，收载药物311种，还有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地、县编辑出版了一些中草药刊物。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等单位编著了《全国中草药汇编》分上、下两册，共收载中草药2300种，收录动物和植物彩图1152幅，是反映全国中草药普查成果的主要著作。江苏新医学院收集全国有关中草药资料，汇编成《中药大辞典》，收载药物5767种，其中植物药4773种。动物药740种、矿物药82种和加工产品172种，大大丰富了中药文献宝库。
过去中药店很少经营中草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地方的药材公司增添了经营中草药的品种，有的省、市还专门开设了中草药店，上海市药材公司为了群众需要在市区开设了“群力草药店”，专经营中草药；北京、天津等城市也都增加了经营中草药的品种，有的还单设了草药门市部。一些过去不常用的草药，如白花蛇舌草、十大功劳、鸡血藤、虎杖、穿心莲、千里光、金莲花、垂盆草等，也被收入药材公司经营目录，中医处方也增加了中草药品种，使中草药在防治疾病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在中药资源普查的同时，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对全国民族药也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由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17个单位合编成《中国民族药志》，收载民族药1200种，为民族医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2）中药材生产的迅速发展
1955年和1956年在商业部、卫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下两次召开全国中药专业会议，对110种主要药材和236种一般药材的种植和采集进行了安排。同时，要求各地将中药材生产纳入农业规划，扩大药材生产；将林木药材纳入林业部门的造林规划，对野生药材的采集、猎取应制订保护措施，使其繁殖再生，永续利用；对资源稀少而药用又必不可少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药材要积极变野生为家种、家养，以扩大药源。1958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对中药材生产、供应的方针、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实行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方针；积极地有步骤地变野生动物和植物药材为家养、家种；在安排中药材生产的同时，各级政府还必须加强对中药材经营工作的指导。由此，中药材生产出现了新局面，药材种植面积从1952年的60万亩，增加到1957年的109万亩，增长81．6％，产量也增长15．7％。中药市场得到了初步整顿，药价稳中有降，中药供应有了一定缓和。
1）巩固和发展药材老产区，不断扩大新产区
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动物及植物药材的特性而形成的“地道药材”，经过医疗实践证明，多为质量优良而疗效显著的品种，为中医界和广大人民所信赖。据有关历史资料和当前经营的药材品种统计，我国著名的地道药材产地有：甘肃的岷县、宕昌（当归）；四川的洪雅、石柱（黄连）、灌县、崇庆（川芎）、江油（附子）；吉林的抚松、集安（人参）；河南的武陟，温县（地黄、山药、牛膝、菊花）；浙江的鄞县（贝母）、东阳（白芍）；山西的平顺（党参）；宁夏的中卫（枸杞子）；江西的吉安（栀子）；安徽的毫州（白芍、菊花）；广东的阳春（砂仁）等：1949年后老产区的药材生产迅速恢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有很大提高。例如，甘肃的当归1957年收购仅525万公斤，而1985年收购量上升到1600万公斤，是1957年的3倍多；吉林的人参1957年的收购量为6．25万公斤，而1985年增长到120．38万公斤，是1957年的20倍；四川的川芎1957年收购190.49万公斤，而1985年收购量为516．07万公斤，增长2．71倍；河南温具、武陟的地黄1957年收购198．57万公斤，而1985年收购量为489．37万公斤，增长2．46倍；山东平邑的金银花1957年收购37．70万公斤，而1985年收购量为175万公斤，增长4；6倍；山西平顺的党参1957年收购24．97万公斤，而1985年收购量为44．31万公斤，增长1．77倍。近年来收购量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地道药材中有不少品种获得易地引种成功，新的栽培地也成为供应全国和出口的药材新产区、新基地。例如。吉林长白山地区抚松、集安、靖字的人参不仅在省内扩大产区，而且在黑龙江的密山、林口、铁力等地种植；山西长治的党参，在甘肃定西地区引种成功，产量超过老产区，质量可与老产区媲美；浙江鄞县、东阳的浙贝母、延胡索经过引种在江苏南通、海门安家落户，不仅能满足当地药用需要，还能调剂省外。河南的地黄、安徽的白芍已引种到全国近20个省、市，尤其山西临汾地区的地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超过了河南，成为地黄的新基地。湖北英山、罗田、麻城的茯苓移植到广西的岑溪、容县，1985年的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23％。据统计，新产区引种成功的党参、人参、地黄，麦冬、玄参、白术、白芍、茯苓、北沙参、砂仁等30个品种的商品量约占老产区的一半左右。
2）变野生药用动物和植物为家养家种
野生药材在中药材中占很大比重，有些品种长期轮番采集资源逐渐减少。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驯化成功的药材近80种。陕西汉中的天麻，历史上人称“天生之麻”，植株的地上部分枯萎较早，很难采挖，而药用全靠野生，野生资源供不应求，经过科研人员长期试验研究，终于揭开了天麻与蜜环菌共生的繁殖奥秘，打破了“天生之麻”不能种植的传说，并在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宁强、勉县等地大量栽培，1975年全省收购家种天麻2100公斤，1978年收购量达3．5万公斤。1985年全国已有15个省种植天麻，栽培面积（非耕地）近2万亩，年产量60多万公斤，基本上能保证药用和出口的需要。桔梗是止咳、祛痰的大宗药材，历史上全靠野生资源，但由于只采挖不养护，资源逐渐减少。70年代，湖北、河南、陕西等地试种桔梗成功，随后扩大到其他地区，1985年全国栽培面积达到12万亩（大多是非耕地），产量约1000万公斤，比50年代初期增长19倍，满足了药用。丹参、防风、龙胆、知母、羌活、川贝母、柴胡，伊贝母、款冬花等通过人工栽培也都先后取得成功，解决了供应不足的问题。
药用野生动物变为人工养殖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40年来常用30种动物药中，野生变家养已经成功的有14种，正在试养的有蛤蚧、鲍鱼等5种，麝香来源过去一直沿用猎杀活麝的方法。60年代初在四川阿坝马尔康和陕西镇平等地先后建立了养麝试验场，经过多年的研究试养，麝不仅能在人工驯养下很好存活，还能繁衍后代。在此基础上科技人员又开展活麝取香试验，为此1980年国家在四川都江堰市投资建立了有一定规模的养麝场。由于人工饲养成功，陕西宝鸡地区的太白等地出现了养麝专业户，生产体制有了新的发展。人工饲养梅花鹿和马鹿是50年代初由东北吉林开始，以后遍及全国。人工养鹿最多时达到25万头左右，年产鹿茸3．3万公斤，保证了国内需要并可供应出口。黑熊和棕熊是大型猛兽，过去多靠猎杀取熊胆入药。80年代科研人员研究野熊家养、活熊取胆获得成功，现在已大量推广，既保护了野生资源又解决了熊胆长期供应不足的问题。土鳖虫、蝎子、乌龟、蛤士蟆、乌梢蛇、金钱白花蛇、蕲蛇、蜈蚣和乌鸡等的人工养殖均已成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品种的人工养殖量已占全部产量的44．7％。
总之，药用动物和植物的人工驯化种植是解决中药材供应不足和保护野生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3）发展南药生产
我国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生产的药材，如巴戟天、砂仁、益智、槟榔、儿茶和千年健等，以及从国外进口的胖大海、乳香、没药、白豆蔻、西红花、丁香、海马、石决明、血竭和肉豆蔻等统称为南药。这些药材国内有产，但量小而不敷应用，大部分靠进口，每年要花去2000万元外汇。为此，1969年由商业部、卫生部、外贸部、农垦部、林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发展南药生产问题的意见》，制定了38种南药生产长远规划，决定在摸清我国现有南药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南药生产；从国外引进南药种子、种苗在国内适宜区进行试种；有关部门通力协作，解决南药生产中的资金、肥料等问题，推动南药生产和引种试种工作的开展。
建国50年年来，南药的开发利用在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取得可喜成绩。通过调查，在云南西双版纳发现龙血树、皮氏马钱、胡黄连，诃子等资源；在广西发现龙血树、安息香、千年健、番泻叶等资源；在海南发现沉香（白木香树）、藤黄、壳砂仁、芦荟等资源；在福建发现砂仁等资源，这些品种资源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南药的空白，从国外引种成功并已扩大生产的进口药材有西洋参、西红花、白豆蔻、丁香和越南清化桂等。1988年西红花种植面积已达1340亩，提供商品640公斤，1989年可以满足国内需要，不再进口。从1975年以来，辽宁、吉林、陕西、北京等地先后试种西洋参，1989年种植面积达到800亩，其中北京的怀柔县已形成西洋参生产基地，而且所含主要成分与美国西洋参相同。云南引种白豆蔻、云木香成功，产量除满足本省需求外，还能供应省外。国产南药如阳春砂仁、草果、益智仁、安息香等的产量都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南药生产的发展，进口的南药品种已由50年代的70种减少到80年代中期的38种，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3）扩大和完善中药饮片生产
中药饮片是中药材经过加工炮制后，形成一定规格供中医配方（汤剂）使用的制品。早在秦汉以前，中医看病给药时常将药材咬成细小的段块，称“咬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人们将药材捣碎或切碎，便于煎煮。汉代以后，中药材的加工方法有刮皮、去核、去翅足、去毛、研、挫等，而且使用敷料、酒浸、蒸、烧、煅、炼、炒、炙等炮制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雷斆著的《雷公炮炙论》总结了饮片炮制的17种方法，称为“雷公炮制十七法”。宋代开设官办中药配方铺，并推广“煮散”的方法，即将药材研未煎煮，取其有效成分。南宋末期，药市多采取切片加工方法，用切制的药片配方，基本上保持药物形状，易于鉴别。杭州的药铺率先挂出“生药饮片、熟药丸散，的牌匾。此后，多数药店效仿，医药书籍中也出现了“饮片”一词，在中药行业沿用至今。 中药饮片炮制是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化和提高，其作用在于清洁药材，便于配方煎煮；消除或降低毒、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调整和改变药物性能，适应医疗需要；引药归经，提高治疗效果。中药的饮片炮制不但提高了药材的质量，而且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政府很重视提高中药饮片质量，制定优惠政策，以扶持中药饮片加工工业，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加强建立中药饮片工业的技术改造
建国初期，中药饮叶多附属于中药批发商业，或是零售企业的前店后作坊的加工方式，手工操作，工具设备陈旧，制约着饮片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为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部分省、市建立中药饮片加工厂，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医疗需要。但是，全国大多数饮片加工生产仍以前店后作坊的形式为主，1983年，国务院在批转全国中药专业会议的报告中，要求将中药饮片生产按工业对待，加强技术改造。国家每年拨出资金扶持饮片生产，实行减免所得税的政策。1989年底全国中药饮片厂已达到1500多个，职工2万多人，年生产饮片2亿多公斤，销售额（包括中成药原料）20多亿元，改变了过去分散和前店后作坊的生产方式。为了改变中药饮片生产的落后面貌，国家将中药饮片列入“十年规划”，并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44个大城市的饮片厂为重点技术改造对象。1983一1984年，国家投资700多万元，地方投资800多万元改造中药饮片厂，扩建厂房，更新设备。继续对饮片厂投资，明确指出饮片厂改造的重点是实行机械化，提高生产能力。主要做法是：大、中城市对饮片厂的改造要起示范作用；地、县的饮片加工暂时实行机械与手工操作并行，不搞一刀切；为了方便患者，少数零售药店还可以保留一些小炒、小制、小加工，以适应中医用药需要。1990年后，大、中城市的饮片厂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提高了饮片的产量和质量。
2）改进饮片加工工艺和炮制方法
中药饮片生产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革生产工艺方面有很大发展。1963年在全国28个大、中城市整理的炮制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汇编出版了有501个品种的《中药炮制经验集成》1973年有关部门根据166种医药典籍中药材加工的炮制记载，编辑成《历代中药炮制资料集要》各省、市医药部门在汇集历史炮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的炮制方法，编写了各地的《中药炮制规范》，使中药饮片炮制有所遵循。与此同时，全国药典委员会也将中药饮片加工和炮制列入1995年药典。 3）保证质量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中药饮片直接供患者服用，它的质量好坏关系到临床治疗效果。1982年11月，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重视和提高饮片质量，避免传统炮制技术失传”的建议。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开展饮片质量大检查，纠正该切不切、该炙不炙等问题。中国药材公司制定了《中药饮片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和《中药饮片质量检查评比办法》，对提高饮片质量起到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开放的需要，使传统中药饮片为旅游出口服务，广东、上海、天津、广西、北京、大连等一些沿海和开放城市相继开展了饮片出口服务的业务。饮片的装磺、设计日益美观大方，轻便牢固，适合携带，很受旅游者的欢迎。广东佛山、广西梧州、天津、北京以及大连、青岛等地饮片厂每年生产供旅游、出口的饮片达数万吨，1985年仅加工的党参、当归、怀山药、人参、鹿茸、半夏等42种药材饮片就多达26万公斤，90年代后期又增加了大量中药出口到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扩大了我国中药在世界上的影响。
（4）中成药工业的发展
中成药是以中药材为原料，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按规定的处方加工制成的药品，便于储存、携带和使用，是中药资源深度开发的重要方式。
1）中成药的发展
中成药的肇始可上溯到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并记载了9种成药，包括丸、散、膏、丹、药酒等剂型。《神农本草经》也有“药有宜丸者、宜散者”的记载。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为中国方书之祖，全书收载成药60余种。25-88年的《治百病方》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醴剂、膏剂和栓剂。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281-341年），在民间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经验，编著成《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不少中成药剂型，如铅硬膏、蜡丸、锭剂、条剂、灸剂、尿道栓、饼剂等，并有大量处方，如陈元狸骨羔、裴公羔、走马汤、龙牙散、羊脂丸、淮南丸、痢药等。有的著作中还附有制备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成药生产的内涵。 唐代孙思邈（581-638年）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收集了唐代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的6300个医方，分列成“处方”、“用药”、“合和”、“服饼”、“藏药”等章节，概述了中成药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该书还记载了10多种剂型，仅“少小婴孺”等篇所用的剂型就有煎汤、酒、散、蜜丸、蜜膏、油膏等。到宋代，商品生产扩大，1076年，宋朝设太医局卖药所，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即中成药制药厂，生产丸、散、膏、丹等成药，由国家出售；同时，编写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方788个，剂型有汤、丸、散、膏、丹、饼子、砂、锭、香等13种。当时的中成药，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丸）、肥儿丸等很多名方一直流传至今。
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前店后作坊形式的药铺不断涌现，其中一些逐步发展为中成药厂。例如，明代嘉靖20年（1541）创建的广盛号药铺（今山西中药厂）、万历28年（1600）创建的陈李济药铺（今广州陈李济药厂）、清代康熙8年（1669）开业的北京同仁堂、雍正12年（1734）开业的苏州雷允上涌芬堂、乾隆48年（1783）开业的上海童涵春堂、同治13年（1874）开业的杭州胡庆余堂、光绪33年（1908）开业的重庆桐君阁等，都是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老药铺，后来都发展成为专业的中成药厂。民国初期，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武汉、大连等沿海和开埠城市的中成药生产均有较大发展。这些厂家从古典医药书籍中搜集处方，严格遵守传统工艺，选料地道，炮制精良，所生产的中成药质量好、疗效高，赢得了广泛的信誉。例如，山西广盛号药铺的名牌产品龟龄集，具有补肾壮阳、强身健脑、调节肌体。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的作用，被明、清宫廷誉为“御用圣药”；北京同仁堂的传统中成药安宫牛黄九、苏合香丸、再造丸、大活络丹和乌鸡白凤丸等延绵至今，盛誉不衰；苏州雷允上涌芬堂生产的六神丸，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功能，治疗喉蛾、烂喉、丹瘀、疮疡肿痛等症，民间传颂有神效；杭州胡庆余堂开业之始，即以自制的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名扬四海。此外，还有一些根据祖传秘方生产的中成药，如江苏南通的季德胜蛇药、云南白药、河北定州眼药、福建漳州片仔癀、江苏镇江膏药、广东冯了性药酒等，都是深受欢迎的传统中成药。
2）中成药工业体系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成药生产的形式仍以前店后厂（作坊）为主，手工操作，规模小，工具简陋，很不适应医药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各地陆续将中成药生产从前店后厂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专业的中成药厂。但生产条件和设备仍很落后，产量低，品种少，剂型仍是丸、散、膏、丹，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1956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建设，无论是中药业比较发达的京、津、沪，还是边远地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中成药厂。根据1989年统计，全国有中成药厂684个，职工总数近15万人，固定资产15亿元，产值30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企业22家。历史上前店后厂的状况彻底改观，形成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中成药工业体系。
多年来通过对厂房设备、生产工艺、产品剂型、品种结构等的全面调整和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不完全统计，仅医药系统的中成药厂1985年总产值就达到22．98亿元，比1980年增长157．9％；1989年约可完成51．18亿元，总产量19．06万吨，比1985年分别增长122％和22％。
3）中成药的技术改造
中成药工业体系的形成，使中成药生产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从全行业看，中成药生产仍然存在着厂房简陋、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问题，不能适应现代中成药工业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尽快提高产品质量，1973年国家计委、商业部向国务院作了《关于改进中成药质量的报告》。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加强中成药生产的领导，积极改进中成药生产条件，加强科学研究，提高中成药质量，力争短期内改变中成药的落后面貌。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国家计委拨专款对京、津、沪三个重点中成药厂进行改造；对上海、天津、长春、河南周口的中药机械厂进行改建与扩建，专门从事中药机械的研究、试制、生产。为了加决中成药厂的改造步伐，从1974-1989年中，国家和地方共投资5亿元，并先后下达417个改造项目；对近100个中成药厂进行技术改造，使多数中成药厂更新了设备，改进了生产工艺，提高了机械化程度，基本上改变了手工操作和厂区的落后面貌，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使中成药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例如，1973年全国中成药产值为8亿元，1980年增加到23亿元，1989年达到51．18亿元。不仅如此，不少疗效好的新品种不断研制成功，新剂型不断推出。到目前为止，全国中成药已有40多个剂型，5000多个品种。中成药工业在迅速发展，既保证了国内医疗保健的需要，又扩大了出口，走向国际市场。
（2）中药经营管理与购销
1）中药经营的沿革
中药经营是随着中药资源的开发而产生和发展的。中药资源开发和生产是中药经营的物质基础，中药经营是将中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必由之路。中药经营活动始于东汉，《后汉书》中有韦彪、台佟、韩康、张楷、苏子训等人采药、卖药的记载，即那个时期就出现了中药的商业经营活动。唐代商品经济发达，中药商业也随之兴旺，相传唐代高憎鉴真和尚经常出入扬州药市，北宋时期出现了官营和民营两种药业经营体制。明、清时期中药店铺林立于市井，中药商行、药行遍布各地，全国性的中药集散市场逐步形成，其中著名的有江西樟树、河北安国、河南辉县百泉、湖南湘潭、安徽毫州、四川重庆、成都等地的药市。这些集散地成了中药商贾云集，南北药材交流的场所。明末清初，由于药材产地不同，各地经营的品种各有特色，中药行业逐渐形成了“十三帮”、“五大会”（南大会、北大会、皮货估衣会、银钱号会和杂货会）的格局。 2）建国初期的经营管理
建国初期，中药实行计划专营，县以上的药材经营由中国药材公司所属的省、地（市）县公司负责，县以下的委托基层供销社代理。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把中药材商品分为二类和三类。列为二类的计划管理品种由中国药材公司管理，其余的商品列为三类，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材公司根据当地所产的药材，确定管理范围。稳定药材市场必须先稳定药材的价格，当时采取的政策性措施主要有：一是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和海关配合下，打击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不法私商；二是在中药行业同业公会内成立了“评价小组”和“审价小组”，规定价格差率，控制药材批发商的货源；三是对不合理的零售价格采取“削高就低，服从合理”的原则加以整顿；四是对进出口药材实行统一收购、分配货源的办法，制止高价出售进口药材、抬价抢购出口药材和“低估逃税”的行为。这些措施为稳定中药市场及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国营药材公司加强经营、收购工作，占领市场。例如，为了解决因流通渠道不畅出现的此地积压而彼地脱销的问题，根据“城乡互助，物资交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精神，在华北、华东、西北、中南等大区相继召开了中药材交流会，互通有无，活跃中药市场，以保证供应。
3）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
中药材的计划管理是根据当时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原则及针对当时中药市场混乱情况而确定的。从1955-1994年的40年间，中药材的计划管理品种最多时为70种，最少时有17种。就当时药材公司经营的800-1000个品种而言，计划管理品种只占2一7％，即90％以上靠市场交流调剂。计划管理的品种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药材和野生资源比较稀少的品种，如人参、茯苓、白术、甘草、当归、白芍、川芎、地黄、麝香、鹿茸等。从当时情况来说，对主要品种实行计划管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稳定；有利于灾情、军需急用；有利于统筹安排国内和出口计划的完成。但是，在执行中也出现过计划管理过多、过死，运用价值规律调节市场不够等弊端，对搞活经济有一定影响。
三类药材由市场调剂，以药材交流供货会议或地区间互通有无的形式进行。中国药材公司每年春、秋召开全国性的交流会，对三类药材进行产销平衡，调剂余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根据情况召开地区性交流会。同时，按照历史上形成的集散市场和地方庙会的传统，中国药材公司还确定河北安国、江西樟树、河南百泉三个地方，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中药材交流，以搞活中药市场。
随着国家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药生产经营工作出现了新局面：首先是减少计划管理品种，只保留麝香、甘草、杜仲、厚朴4种需要保护资源的药材，其余的实行市场调节；其次是放宽购、销政策和物价管理权限，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经营，搞活流通，扩大销售；第三是积极组织出口，将中药打入国际市场，力争多创外汇。80年代末期，全国家种药材面积达到500万亩，收购金额（包括野生）近40亿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3．48倍和12．6倍。
1988年中药（包括药材、成药、饮片）购进额约80亿元左右，销售额近86．3亿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近21倍和19．5倍；中药（包括药材、成药、饮片）出口金额近4亿元，比1957年增长9．6倍。
国内市场上除稀有的野生动物药材和进口药材外，基本上可保证供应。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国内的医疗需要和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