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养猪业重要信息汇总

　　中国猪业结构正在从散户多、规模越大数量越少的传统从业者的“金字塔”式结构，快速转变为以家庭和中小型养猪场(户)占主体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式从业结构，年出栏300头~3000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养殖成为中国猪肉供应主体。

　　山东省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山东省畜牧协会生猪产销分会秘书长周开锋

　　中国猪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疫病、管理等技术的助推，或是环境、质量安全等门槛的限制，或是价格和国际贸易等市场的倒逼，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引领，都面临着旧模式的低效挑战，孕育着新的结构体系，正处于换档升级的关键时期。

　　猪业旧模式面临的挑战

　　服务体系低效。服务企业没有从养殖场(户)本身角度全面考虑，做的都是点的服务，而不是面上和系统化的服务。这种畸形的服务模式，导致服务企业难、养殖场(户)对接难、行业效率低，直接推高了养猪成本。初步估计，养猪服务体系可提升效益空间为生猪至少60元/头。

　　养殖生产体系低效。一是多重角色导致效率低下;二是非人性化管理导致效率低下;三是资源运行低效。仅据此三项估计，出栏生猪效益浪费了至少80元/头。

　　下游销售体系独立垄断和低效。独立的生猪收购屠宰体系远远脱离养猪生产，使得养殖者没有销售话语权、定价权。屠宰加工应该反馈给养猪生产体系的信息断档。同时，屠宰加工多以初级加工产品居多，实际屠宰能力一般仅占设计能力的30%~40%，产能浪费严重，品牌度低，竞争乏力。此两项可造成生猪效益浪费至少30元/头以上。

　　从业者组织体系低效。长期以来，养猪从业者一直是自己单干，虽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培训交流会，但都是点状的，非系统性的，缺乏针对性。组织化程度低导致生猪收益减少50元/头以上。

　　整体而言，中国养猪业因为效率低下，减少了220元/头以上的收益。2013年~2014年的价格调整，不仅是表象看似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环境污染限制等，其核心关键是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提升养殖产供销各环节运营效率的过程。

　　猪业新结构的孕育

　　从业主体更加明确。经历了2013年~2014年的低价洗礼后，受资金、价格、环保、技术等多重挤压，散户并没有在“手工作坊式精细化养殖”方面找到出路。中国猪业结构正在从而散户多、规模越大数量越少的传统从业者的“金字塔”式结构，快速转变为以家庭和中小型养猪场(户)占主体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式从业结构，年出栏300头~3000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适度规模养殖成为中国猪肉供应主体。

　　主导品种有所调整。传统养殖的主导品种为杜长大洋三元，中小规模养殖场(户)以有地方黑猪血统的土三元作为主导品种，品种来源以自主留种为主。当前，这种主导模式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养殖的专业化，养殖水平稳步提升，养猪场(户)逐渐开始放弃了自留母猪的传统，选择从正规种猪场引进二元母猪，以生产纯正的杜长大三元商品猪。对于大型、超大型养殖公司，特别是屠宰加工龙头企业带头建立的养殖基地，正逐渐改变以体型选择品种的传统，选择饲养PIC(种猪或商品猪)等四元或五元配套系种猪，以出肉等级为选择依据。

　　新型模式初现端倪。

　　一是专业化进程加快。社会化专业分工进一步加快，养猪生产者将从“后备培育-配种-妊娠-分娩-哺乳-保育-育肥-销售”的长链条中解放出来，家庭式专业化猪业生产将逐渐成为主流。

　　二是农牧结合进程加快。实现环保工艺的升级换代，遵循适度规模养殖原则，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模式。

　　三是产业融合度加速，一体化进程加快。屠宰、饲料、兽药以及大型养殖龙头企业，向上或向下延伸，组建大型养殖基地，借助种质、服务、技术优势，做足生猪繁育的高端技术环节。家庭牧场主要负责专业繁育仔猪或育肥，对接集团公司基地“接口”，变“养殖户”为“猪产业工人”。物资、技术、服务、销售等角色交由专业公司或组织来完成。

　　四是区域协作进一步强化。整合行业服务单位和组织力量，建立大的生猪服务系统。在信息、技术方面建立渠道，提升使用效率，物资方面实现团购、统销，抱团应对市场，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售价。

　　猪业新档位的升级

　　产销对接，深度融合。包括最顶端的原料生产，上游的饲料、兽药、疫苗、种猪等猪用物资供应，中游的养猪生产，下游的屠宰加工以及终端的猪肉消费，各环节都围绕着销售展开，仅为买卖关系。中国猪业需要各环节的产销对接，深度融合，节本增效，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效率。各相关产业要进行职能回归，饲料行业回归加工车间功能，兽药、疫苗等回归到工作处理手段的功能。

　　品牌再造，质量追溯。虽然我国猪肉提供商已经打造了众多肉品品牌，但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消费者认为猪肉产业全程可追溯和可视化是其基本的要求。屠宰监管已经转归到畜牧部门的监管范畴，建立从养殖源头到餐桌的可追溯体系成为当前产业挑战之一。

　　基础设施革命。产业的深度融合，服务企业压缩利润以期与场(户)建立稳固联系，在资本融合的同时，也助推养猪业进入了社会化的“规模猪场基础设施革命”时期，使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到猪场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生态圈构建。生猪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过山车的价格看似需求不足，实则为猪业供需错配。必须要站在大产业角度思考猪业供给侧优化调整的问题，利用“互联网+猪业”，通过信息化技术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猪业进行深度融合，线上线下结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丰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内看，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农业生产面临农产品价格生产成本高，土地收益低，土地撂荒严重，迫切需要加快农业供给端的结构改革，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从河南省情况看，作为农业大省，正处于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短板更加突出，困难挑战更加艰巨，如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生产经营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延伸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低，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度大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可以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能完全延续过去的农业支持政策，必须对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措施有留有舍并作进一步修订。对此，宋丰强提出了建议：

　　宋丰强建议：

　　一是建议加快创新农业经营扶持方式，应重点支持有实力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实行企业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土地流转等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模式并给予重点扶持。

　　二是要加快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要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品牌化销售，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的信任度。

　　三是建议积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实施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创意农业等新型业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向种养业基地靠近、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富余劳动力富裕地方靠近、特色优势产业向具备优势资源和相应产业基础的地方靠近，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加农民全产业链收入，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牧的新兴支柱产业。

　　四是建议加快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提升，要促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实现由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世界餐桌的华丽转变，要深入实施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以做强传统优势农业、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区域优势、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重点产业集群，从企业融资、贷款贴息以及奖补等不同扶持形式促进农业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五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农业补贴政策也应进一步完善，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归于农民，同时也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主体，让农民和农企共享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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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通过科学方法解决“三农”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

　　今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连续第13年发布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重视，将实实在在地影响广大农村民众的生活。针对“三农”问题，宗庆后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目前国家对“三农”的补贴政策有很多，但大多还是以“普惠制”的补贴为主。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依然非常庞大，普惠方式造成国家财政压力比较大。据报道，2015年国家惠农补贴约为1.6万亿元，但分到每个农民身上数量比较少，对真正需要补贴的人群来讲效果不明显，而对生活条件相对好的人来说也只是锦上添花，未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因此建议政府要对确实需要补贴的人群与补贴方向进行科学分析，把补贴经费集中起来使用，向真正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彻底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以及重点解决那些农民无法投入、也投不起的问题。

　　前些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迁移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近几年大量企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导致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沿海地区就业。因此建议国家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在农村大力开展水利水电、土地整治、改造高产田等基础建设。一方面可以让农村劳动力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农村水利建设的缺口，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为我国农业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过低。因此必须要通过放开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尽量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建议国家解决农民对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把国内农产品的需求量与种植量进行匹配，通过乡镇政府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提高产量质量，稳步降低成本，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真正能够从农业生产中增收致富，从而保障我国农业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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