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禁抗，你准备好了吗？
在国内某搜索引擎上输入“全面禁抗”，弹出来的新闻足以让舆论哗然。
曾经拯救无数人性命的“青霉素”
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费莱明发现，培养基上青霉菌长出的菌落周围没有细菌滋生，于是，他发现了世界首例抗生素——青霉素。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英国科学家弗洛里、钱恩终于把青霉素提取出来，制成了可以治疗细菌感染的物资药品。
从此，开启了抗生素时代。
二战期间，因为士兵伤口感染严重，防止细菌感染的药品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美国甚至将青霉素的研制工作的重要性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二战期间之后，青霉素挽救了大批因病菌而致死的疾病，如炭疽热、肺炎、破伤风和败血病等，且其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一时间，青霉素风头大胜。
抗生素在畜牧业上崭露头角
19世界末，美国牧场就已经开始逐步放弃开放式牧场养殖模式，进而转变为围栏养殖的生产方式。但是受到疫情影响，生产规模和养殖密度一直被制约。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市场上对肉制品的需求激增，为畜牧业工厂化转型提供了契机。1941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其中规定粮食和肉类也属于美国提供的防卫物资范畴。
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尽可能发挥动物的生产潜能提高畜产品的产量？畜牧业将目光投向了化学科技。
抗生素因其能预防并治疗疫病成为科学家们鼓吹的神奇产品。因此，抗生素在畜牧业中得以推广和应用。
抗生素，在畜牧业上一鸣惊人
抗生素在二战期间被应用在畜牧养殖中，且表现不俗。约翰·T。施莱贝克尔在《大平原的养牛业(1900—1961年)》中提到美国畜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出的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1940~1943年，美国肉类(主要是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总产量逐年攀升，肉类出口总量更是成倍增长，且出口量的增幅大于总产量的增幅。
1940年，美国肉类总产量接近972万吨，出口量仅为10.1万吨。
1941年，美国肉类总产量逾1，003万吨，出口量接近25万吨。
1942年，美国肉类总产量逾1，126万吨，出口量逾58万吨。
1943年，美国肉类总产量逾1，273万吨，出口量逾106万吨。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
1948年12月，莱德利实验室在肉鸡生长试验中发现饲喂金霉素的小鸡比只喂了动物蛋白因子(能够促进动物生长)的小鸡长得更快。
他们意识到与抗生素有关的某种物质有可能促进小鸡的生长。此后，该实验室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印证了这一假设。
于是，抗生素的“饲用大门”被打开。
从此，抗生素不仅作为药物，也作为饲料添加剂被畜牧行业接受并加以利用。从事饲用抗生素生产和销售的相关企业纷纷开始投入人力和资金开发新产品以期望谋取巨额利润。
抗生素让我们陷入生态困境
畜牧业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预防动物传染病并促进动物生长。这让畜牧业对抗生素产生了依赖。
畜牧业对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耐药菌在环境中蔓延，这些耐药菌已经跨越了物种和国家的界限。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界关于滥用抗生素的生态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科学家普遍认为，滥用抗生素造成耐药菌4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急剧增加，并承认这已对公共卫生构成风险。
20世纪80年代，已有科学家专门探讨抗生素的饲用对于人类健康造成的风险，并指出抗生素饲用的普及会导致畜禽体内的菌群获得耐药性，这些耐药菌会通过不同的途径传播给人。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抗生素的饲用已导致共生菌和致病菌出现耐药性，并将其列入“公共卫生问题”的范畴。
中国抗生素生产和使用情况
2018年4月20日，我国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关于开展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医〔2018〕13号)，公布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1年)。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的生产、供应和消费国，仅2010年，我国抗生素的使用量占全球23%。2013年，我国抗生素总体使用量达到16.2万吨，其中人用抗生素占总量48%，兽用抗生素达到52%。用于养殖业的抗生素中有60%以上被用作饲料添加剂。
如何走出困境，抗生素的“好”日子到头了？
2019年，10月28日~30日，EW nutrition集团在上海举办了“减少抗生素使用和降低耐药性风险—2020年展望”高峰论坛。
会议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科技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先生就《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全球和中国》做了相关报告。
陈君石先生指出，全面禁抗并非完全不能使用抗生素，而是优化使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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