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前宰鸭”失范行为背后的无奈与无助

　　火车站是个公共场所，宰杀鸭子却是一种私人事务；“火车站前宰鸭”不仅会破坏公共环境，也会给其他乘客带来不舒适的出行体验，是一种轻微的失范行为。然而，我们先别急着对“火车站前宰鸭”的行为进行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

 

　　根据1月10日开始实行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活动物（导盲犬除外）不允许携带上车。这样的制度设计尽管会给少部分乘客带来不便，但其追求的却是一种公共利益——活动物一旦携带上车，不仅会影响火车内的环境卫生，也可能给火车的运行安全带来风险。

 

　　当携带鸭子的旅客遭遇火车“活动物禁令”，当个体的价值理性遭遇公共的价值理性，旅客不得不为遵循社会规范而支付成本。这位女士选择了“火车站前宰鸭”，既遵循了火车站的相关管理规则，又将个人的损失降到最小。这样的做法尽管有碍观瞻，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不得不如此”的次优选择。

 

　　这位女士的身后，或许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层的生存生态的缩影。对于那些物质生活并不宽裕的老百姓来说，一只鸭子在价值排序中并非无足轻重。在刚性的制度规范面前，为了挽回损失，这位女士无奈而艰辛地采取了“火车站前宰鸭”——许多人只想到其他乘客的感受，却可曾想到这位女士的感受？在大庭广众之下，采取一种有损体面和尊严的做法，这样的自我矮化与牺牲，又隐含了多少的无助与悲情？

 

　　“活动物禁令”在知晓率上存在短板，又缺乏相应的配套支撑，才催生了“火车站前宰鸭”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