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安徽淮南潘集区古沟回族乡太平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琴是当地有名的养牛“女状元”，然而这个地道的农民，两会上最关注的内容居然是“行政审批”。原来她办的养殖场光审批办证就跑了市区乡三级政府的税务、工商、农委、防疫、政务中心等五个部门。
“现在农村想办小企业的人挺多，如果能减少行政审批，那俺们就受益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9日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键是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此前，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
不少代表委员和专家表示，要用权力清单管住“印把子”，至少还需“过三关”。
家底关：权力清单怎么列？
权力清单制度界定了政府的权力边界，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权力清单怎么列，什么样的权力列入清单，将是政府在落实中面临的头号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权力清单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同时应秉持“市场决定”原则，把宏观调整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市市长侯淅珉说，对基层政府来说，落实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依法依规摸清“权力家底”。铜陵曾对行政审批进行过五轮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1000多项降到了88项。在清理中他们发现，由于制度变迁、机构改革等因素，一些权力可能被相关部门甚至小集体刻意隐瞒并自行掌握，这些处于监督暗区的公共权力极易沦为腐败的温床。因此，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对现有政府部门的权力进行一次“大普查”，在此基础上对照法律法规和“市场决定”要求，列出清单。
观念关：不审批后该干啥？
建立权力清单，取消或减少审批会不会造成管理混乱？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市市长何宁卡认为，取消和减少行政审批，对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而言，最大挑战在于过去熟悉的那套以审批代管理的模式不管用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说，政府对“权力清单”所代表的新管理模式和思维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否则就会有“失重”感觉。要创新管理方式，以往企业项目都要报批，政府由此掌握情况，现在越来越多项目不用找政府了，政府就要主动找他们，监管和市场信息库建设都要跟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住建厅厅长李明认为，取消审批后，加强事中监管和事后服务十分重要。“公布权力清单将加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李明认为，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最根本还是要政府创新思路，完善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特别是作为简政放权承接者的基层政府和公务人员，如何转变观念，提高对服务型政府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才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关键。
监督关：如何防范“二政府”？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亮出权力清单的举措让不少企业拍手叫好，但也有企业担忧“二政府”变相截留。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天方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孝和说，就怕落实中打折扣。特别是现在一些依托政府部门而生的“二政府”往往变相承接了政府转移下放的一些审批、审核权，谁来监督问责？
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在亮出权力清单的同时，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外部监督和问责机制，根据权力行使情况和公务员应当遵守的规则，细化量化违反后的处罚办法。
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既包括来自人大的监督，也包括来自社会的监督，实现的方式必须是依法行使。
“一定要强调法治。今后无论是政府行使权力，还是监督权力，都要依照法律来进行，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监督是根本之策。”聂高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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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谨防堵在“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简政放权，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引发人们对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热议。简政放权，政府要有决心，更要落实到基层“最后一公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政府职责边界不清晰，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和角色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可谓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既要有顶层设计的决断，更需要层层落实的执行力。当前，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作用十分重要，90%以上的公务员、85%左右的财政最终支出是在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属于我们通常讲的“最后一公里”。政府机构改革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职能转变能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
然而，不少基层政府仍然“不愿放权”“害怕晒权”，“管家”思想根深蒂固，导致“越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习惯“批字”“盖章”的基层干部甚至出现了“不审批不知道干啥”的不适应症，造成简政放权堵在了“最后一公里”。
想要转变政府职能，必须进行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有的部门和个人利益，进行自我“削权”“限权”。职能转变，基层政府应当先行动起来。不推诿、不等待、不搞变通、不打折扣地执行好中央精神，从最基层、最细微的地方改起、做起。真正将“晒权”“清权”落实到基层的各个部门，落实到每一个基层人员，落实到每一个服务窗口，真正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舒心。
2005年7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被誉为“权力清单”。
2007年
30个省份梳理行政执法依据结果并向社会公布。
2009年
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
2010年
一些政府机关在政务网站、博客、微博公开行政“权力清单”。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推行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2014年2月
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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