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广东养鸡户近日向中国畜牧业协会发求援短信，并请求其转发给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卫生部部长。短信中称，因广东反复报道人感染H7N9事件，导致消费者谈鸡色变，使当地活鸡量价齐跌，希望专家给H7N9禽流感改名。
养殖户欲为H7N9禽流感改名，意在给家禽正名：H7N9本是个疫情编号，它并不指向某个物种。就当下看，它并非仅在家禽、人身上“现身”过，在其他动物里也曾检测出。H7N9感染，是否系禽传人，也尚无定论。在此情况下，就把H7N9跟“禽”捆绑命名，难免会让家禽“躺着中枪”，也误导公众认知，造成公众谈禽色变。
正因如此，早在2013年4月，广东省禽流感专家组专家毕英佐曾建议，将“H7N9禽流感”改名为“甲型H7N9流感”，以矫正错误认知。只可惜，该建议后来“石沉大海”。
乍看起来，给H7N9禽流感改名，像是钻牛角尖；向副总理“递状”，也像小题大做——改名不意味着公众的认知习惯就会改变。但对养殖户们来说，对H7N9的误导性命名，后果不容小觑：许多人顾名思义，由“H7N9禽流感”衍生出“珍爱生命，远离禽类”式警惕，还远离活禽，不敢食用。这对家禽养殖业来说，无异于坏消息。
据了解，受H7N9影响，全国各地活禽交易直线下降，禽苗基本停止交易，部分企业开始淘汰种禽，致使养殖户亏损严重。中国畜牧业协业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上半年，家禽行业饲养环节在H7N9波及下，直接损失超过600亿元，有4000多万养禽农户和企业受牵连。在这“大数据”下，难以名状的是养殖户们的收益惨淡、生活维艰，失去糊口生计。
“一名之立，踯躅旬月”，给疫情取名，本该倍加谨慎。可轻佻的“H7N9禽流感”，却让禽类遭殃，让养殖业被殃及，这无疑值得审思。从养殖户权益的角度看，及早纠偏，当被提上公共议程。
事实上，给“禽流感”改名，有先例可循。2009年“猪流感”汹涌来袭，许多人也对猪肉心生恐慌。但没证据表明，猪是病原体，为避免在全球养殖业、禽肉贸易、居民饮食中引发混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共同决定，停用“猪流感”名称，改用病毒分类的学名A（H1N1）型流感。规避“H7N9禽流感”误导，也可对此借鉴。
但问题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改名容易，消弭公众的恐慌心理难。在概念先行的思维下，即便去掉“禽流感”的提法，不少人看到H7N9字眼，还是会联想到“禽类有风险”，对家禽产生抵触。
基于此，要消减“H7N9禽流感”的危害，功夫在改名外。比如说，加强科普，引导公众正确认知H7N9，了解其传播路径，掌握科学预防知识，而不是盲目恐慌。作为专家和媒体，也该多些专业导引，而不是跳脱科学语境地渲染。
当然，之于监管方，要保证公众安全，就该在疫情问题上收紧管束口径，采取倾向于严格的措施。但这不等于说，就该以牺牲养殖户利益为代价。政府部门大可从强化前端防控着手，做好禽蛋肉制品的检验检疫工作，指导养殖户严格执行消毒防疫措施，控制饲养密度，消除过密化饲养等安全隐患。
而今，许多养殖户已蒙受不小损失，启动必要补偿机制，不可或缺。但社会更应以此为契机，反思认知误区与信息淤塞：在疫情防治上，就算再紧急，也该多打科学的“预防针”，规避某些轻佻的命名、传言，前几年的“橘子生蛆”风波，就是殷鉴；与此同时，也该消除舆情扩散中的“肠梗阻”，在信息透明中，重塑公众对家禽制品的消费信心。
为“禽流感”改名，无关搞怪，而是种诉求表达：疫情防治与养殖业保护，本该置于公共决策的同一个界面上，而不能偏废。也只有对诸多“偏见”及早矫枉，养殖业才能迎来复苏机遇，某种程度上，多些科学知识，既是对疫情的最好防治，也是给养殖户权益筑起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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