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减轻企业税费 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常务副会长刘汉元
刘汉元委员谈到，1982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30多年来，虽各项降税减负政策密集出台，但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越减越重。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去年发布《2013年上半年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报告称，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高达40%左右，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居全球高位。
他指出，过去30年，OECD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则更低，过去20年约在20%左右。1997年以来的16年间，我国国家税收平均增速为18%，名义GDP的平均增速为13%，两者增速平均差值为5%。即使在2013年企业利润普遍下滑，以及作为国家财税体制改革重点的“营改增”继续扩大试点的背景下，地方税收仍维持着15%的高增长。除国家税收外，企业还面临其他各种税费，包括行政付款、摊派、赞助、评估、参加各项评比活动等，已占到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29%左右。
刘汉元委员指出，从我国上市公司2013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看，全部上市公司实际缴纳税费总额高达1.83万亿元，超过企业创造全部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即在企业创造的财富“大饼”中，国家税收拿走三分之一还多。2013年工信部全国企业负担调查报告显示，税收已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压力之一，高达74%的企业反映税收负担较重，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而83%的企业对政策的首要建议是进一步出台税收减免措施。受税费负担过重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企业的生存环境较为严峻，破产倒闭不时出现。
刘汉元委员认为，税费过重已成困扰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头号难题，企业和社会对此反应强烈。在国家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企业依法纳税没有问题，但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若依然坚持如此强度的税收政策，对企业发展势必造成负面冲击和影响，此种竭泽而渔将导致企业加速破产倒闭。国家没钱可以多印钞票，企业没钱就只有死路一条。同时，高税收不仅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实则加剧政企矛盾，导致社会经济增长乏力，并将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刘汉元委员认为导致企业税费负担过重有以下主要原因：
第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企业不利。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竞争性领域，利润较为微薄，主要依靠“流水”，税基大、交税多，与税收挂钩的税收附加费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重。当前国家社保体系不完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企业社会保险费征收比例没有区别对待，而绝大部分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成本权重占比大，税费占比相对重得多。
第二，核定征收不规范。不少企业没有完备的账册体系，实行核定征税，纳税额度更多采取估算，税务部门征税时随意性很大，尤其越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为完成税收任务，越将税收增长压力转嫁给企业，企业纳税由此不降反升，雪上加霜，这是当前经济状态的真实写照；收费约束不够，且太多太乱，出现很多“糊涂账、无底洞”，各种基金、专项收费特别是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摊派，通常是清理了一批，换个名义又冒出一批，明的减了，暗的又来了；或老的取消了，新的又设置起来，企业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第三，企业遵从成本过高。企业为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而付出较多的人员、物资、时间成本，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苗头，一些地方政府绕开“八项禁令”，通过巧立名目向企业转嫁开支；国家优惠政策多流于形式。多年来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复杂多变，由于信息不对称或门槛高、手续繁杂，政策难落地，企业常常普遍未感知，更难享受。
他指出，企业税费负担长期无法根除，综合以上原因，政府行为和公共决策是关键因素。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服务，为市场、企业，为民众服务，同时政府行为需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但迄今为止，我国政府职能尚未转变到位，政府收支行为更没有足够的法律监督和约束，行政随意性太强，行政许可过多，行政行为失范失察，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一些政府部门的出发点是自我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企业，尤其是不合理的“非税负担”和“隐性税负”等现象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问题，而是政府部门的行为、动机及目标与宏观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国家也没有一个真正广泛的公共决策机制，企业缺乏参与决策的通道，更缺乏与政府、媒体及各行业协会组织足够的博弈能力。当企业难以用正当的制度性措施维权时，部分企业往往被迫采取偷税漏税、向官员行贿等非正当手段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的生存和整体发展更具“杀伤力”。为此，刘汉元委员关于减税轻赋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做好国家税收的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
第一，建议科学规划税与费的比例，把对企业的收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界限内，除非必不可少的项目，其他收费一律取消；第二，建议整个税收中，大、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比，要有一个基本、合理的安排，税收负担需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灵活匹配；第三，建议按行业特性进行基本分类，按照不同行业的经营特点和盈利能力设计优惠政策；第四，建议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核定税收标准，灵活调整税收宽紧尺度，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税收力度可适当加大，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需放宽税收政策以保护企业，防止将税收压力直接、简单地转嫁给企业。
2、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的约束机制
国家需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建立并推行税费征缴监管机制，彻底压缩并坚决取消一切不必要不合理的收费；建立充分稳定的地方税体系，确立财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地位；开征社会保障税，有效改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人力成本居多的企业“挣的少交的不少”的现实困局；由一个税务机关代理征收所有税费，将避免多个征管机关、多个政府部门对同一企业重复征管的情况，以降低企业遵从成本。另外，社会公益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建立、运行，需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阶段相协调，过早、过多地强调福利的形成和覆盖范围，将相当长时间内加重政府和企业负担。
3、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机制与作用
长期以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发生，常常被简单地认为是政府监管不严或有关部门不作为，这从真正追究和强化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自身职责、充分行使职能职权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但这稍不注意就会变成政府的管理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多、作为的范围越来越广，导致行政成本大大增加，治理成本大大上升，最终可能与经济和市场运行规律背道而驰，甚至好心办了坏事。事实上，管得过宽、控制资源过多、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作为，其结果一定是财政开支更多，税收负担更重。特别是经济疲软、税收不景气的时候，企业税收负担感就更加强烈。事实上，税费减免和税制改革工作是经济不景气时候更应该和更有条件去做的事情。因此，将减轻企业负担纳入国家新一轮税制改革细则的同时，需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真正并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更好地结合当前形势，腾出手来主抓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事，真正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全面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切实释放并有效保障企业真正分享改革红利，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刘永好:关注农村改革农业发展
刘永好说，今年他关注三件事：第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怎么变革？农业产业如何用好新的政策、寻找新的机遇、谋求新的发展？第二，在进一步推动市场化配置资源方面做研究、提建议；第三，怎样使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禽流感让新希望30年来
首次“不及格”
2013年，肆虐的禽流感让刘永好深刻意识到，农村变革、农业变革势在必行。“2013年，新希望集团销售过千亿的目标没有完成，30年来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不是我们不努力，也不是我们策略有问题，遇到禽流感，鸡、鸭没有人要，饲料少买了，我们感觉到比较难。禽流感来了，是天灾，但是我们缺乏应对它的措施和办法。”刘永好说，目前为止，禽流感并没有发生在大型企业，而是发生在活禽交易市场、散养农户，但它对全行业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应对这样的情况，只能靠变革，上规模。
在刘永好看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城，种地、养猪的人变少了，规模养殖的市场实际上变大了。走规模化之路，做新型农业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非常有价值的。
中年返乡农民工
是家庭农场主的主力军
刘永好介绍说，近年来，新希望集团致力于带领农民转变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我们培养了很多家庭农场主。我们做了调查，发现他们很多是本地农民，出去务工一二十年，年龄在40多岁，有一些资金积累，有市场观念，想做大事，他们是主力军。”刘永好说，这部分人目前需要帮助，新希望在帮助他们的同时，自己也取得发展。
帮助他们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技术支持，通过手机终端、互联网传授防病治病、种源、食品安全、饲料添加等技术。
第二，市场、销售服务。“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把技术、商户、市场结合起来，通过终端手机、移动技术，用互联网的精神来武装、打造我们的现代农业。”刘永好表示。
第三，金融服务，组建金融担保公司，给准备搞畜牧业养殖的农民提供担保，帮助他们贷到款。“只要有担保，相信刘永好，相信新希望，出了问题找新希望，用这种形式帮助农民贷款。”刘永好还表示，曾经也担心，钱贷给农民，收不回来。但经过实践，此类贷款坏账率很低。因为，贷款发放给农民后，建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建房费用、水电费等，采用信息化手段支付，“钱跑不了”。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在我们自身发展的时候，带动农民增收。在这种格局下，相信农民在农村能够住得下来，他们的收入达到甚至超过城里人，他们更有自信，经济自由，能够享受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刘永好说。
谢德体:三峡库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不容乐观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徳体在此间表示，三峡库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不容乐观，若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库区水体的水质，进而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和今后南水北调的供水。
前来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谢徳体，关注三峡库区农业环境问题已有十几年。他在三峡库区经常看到，农村小规模养殖业产生的粪便等垃圾，基本上没有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长江沿岸的湾沟里，恶臭不已。
农村的生活垃圾，没有规范的分类收集和利用渠道，也没有固定的收集点，往往就扔在江边坡地上，一下雨就冲到了长江里。此外，大气中氮、磷等元素尘降到土壤里，通过水土流失进入长江中，也导致了水体污染。
与城市污染不同的是，这些污染没有固定的排放点，因此属于面源污染。谢徳体说，在中国整个农村地区，面源污染一直非常普遍，但由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三峡库区的面源污染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谢徳体发现，三峡库区局部湾沟和支流水域，由于受到持续的农业面源污染，失去了水域功能，甚至什么植物都不能生存。持续的农业面源污染，将导致三峡库区水质的持续富营养化，影响三峡蓄水水质，进而产生更严重的环境危害。
为此，他建议建立和完善三峡库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制度。同时，还应该建立和完善与当前财政体制相适应的三峡库区资金安排，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生态补偿协调与协商机制和相关的监督及保障机制。
谢徳体介绍说，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观念问题，提高农村地区的环保意识应该提上日程。
陈生：新农业发展需顺应时代注入新思维
3月3日，2014年全国“两会”拉开帷幕。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之一的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生提出：抓住健康需求重新整合资源。
在过去几年间，全新的营销思维和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互联网思维，对食品行业、快消行业的影响愈加明显，2014年，这种影响只会更加深刻和快速。饮料食品行业、新农业如果希望在未来10年内继续高速成长，就必须要将自身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定位，在品牌塑造、渠道整合乃至重建以及综合性人才培养等领域，紧紧抓住消费者对健康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注入顺应时代进步需求的新思维。
崔永元曝4省非法种植转基因 农业部称也在调查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名嘴崔永元在政协开幕现场首次披露：国内有吉林、广西、湖南、湖北四个转基因农产品非法种植重灾区，并称农业部“就好像没有我这人存在。”
昨天，记者在委员驻地独家专访了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将小崔的访谈通过录音方式交给牛盾。牛盾也表示，其实农业部也正在调查此事。
小崔“开炮”
吉林广西湖南湖北成重灾区
往年都是大炮筒子的小崔，在今年两会上更受关注——他与方舟子的死磕，以及前往美国、欧盟调查转基因的故事吊足了媒体的胃口。昨天下午在政协开幕现场，小崔也没让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失望。小崔公开了他最近调查的一个数据：吉林、广西、湖南、湖北是转基因非法种植重灾区。
“这是我们经过6个多月的取证发现的，不仅是湖南等省份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且现在的现实是，很多转基因作物已经进入我们的食物链了！”崔永元告诉记者，国家至今都没有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水稻，玉米都没有批准，只有棉花是批准的，现在批准的也只是实验性种植，而且种子不能外泄。但在这四个省份，却已经滥种成灾。
崔永元表示，中国转基因非法种植是世界第一。目前，他已经掌握了至少有25个省市的转基因农产品种植情况，但还需要一一调查和核实，等他调查完了，拿到准确资料才和大家说。等到年底公布。他觉得应该追究责任，“谁管谁下来，你没有能力管这个。”
“我希望在我的结果出来前，农业部的结果先出来。那样才显得他们负责。官方肯定比我知道的更清楚，我1985年当记者，得到点数据很难吗？”小崔笑着说，农业部也没和他联系过。“农业部就好像没有我这人，我也没觉得农业部有人在上面用过心。”
■声音
农业部负责人没能力管就下来
记者：你的数据和官方数据谁更准确？
小崔：你告诉我非法种植的官方数据在哪？
记者：你不能向农业部申请信息公开吗？
小崔：我今年的提案让他们公开。
记者：花100万调查转基因是你的闲钱吗？
小崔：我现在可以走穴挣钱，商品代言了，你们可以帮我联系，不过很贵的。
记者：你投这么多钱，家里人不管你吗？
小崔：我家里人不管我，他们知道我就这么“轴”！现在这事还没结束，全部做完的话，估计要花七八百万。
记者：你跟老百姓说说，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
小崔：要我提点建议，我就告诉老百姓，转基因的我绝不吃。
记者：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说，吃不吃转基因，让老百姓自己来选择。
小崔：你都不告诉我哪个是，我怎么选呢。如果牛盾是负责人，你让他赶紧下来。他没有这个能力管理这件事。
副部长回应
掌握非法种植证据可以起诉
“小崔发布的调查视频，我和你一样，我是听说，没和他证实。”
昨天傍晚6点，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在委员驻地铁道大厦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并把崔永元的录音带给了牛盾。
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牛盾表示，转基因在农业上的应用，是一项高新技术。是生物技术的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人不能失去制高点。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仲裁机构来评价它的好与坏，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它的好与坏不是我们这代人能评判的。老百姓应该以一个平常心，平和的心来看待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我也可以表个态，可以负责地告诉消费者，我们在转基因农产品的研发，生产方面是按照科学的标准，相关的法律，来保证质量安全。当然，有了这些程序，消费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自己的选择，有了这样的程序，它就有了安全的保障。”牛盾表示。
牛盾认为，转基因农产品想吃不想吃，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在购买的时候，按照法律法规，必须标识，要给消费者一个知情权，选择权，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感觉，来选择消费与否，就这么简单。
小崔可以向法院起诉
牛盾表示，目前转基因食品最大面积推广在美国，美国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水果，美国标识转基因，国民就可以自己选择。
牛盾表示，当然宣传引导非常重要，美国的国家宣传说没问题，甚至还有很高层的人说没问题，那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可以思考，如果他们说没问题，我还是不放心，那你可以不选择。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是必须告知是否转基因。有些标识很小，这是商人的行为。
对于崔永元提到的四个省份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牛盾表示，民众如果掌握了证据，是有渠道反映的。比如说，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价和批准，就不能种植，如果国人拿到证据，可以依据法律去进行诉讼。这是公民的权利。重事实，重证据，谁违法谁负责。
“小崔可以向法院起诉，我们有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得很清楚，谁违反可以向法院起诉。当然，你和农业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很重视，以后在我们工作中，也会杜绝这个问题。我们批准的试验小区，我们都要公示的，在哪个地方，多大面积，周围方圆多少里，都是非常明确的。”牛盾表示。
从农业部角度来说，牛盾表示对有些情况也有掌握，比如湖南有些超市，有转基因大米在销售，发生过很多次事件。牛盾表示，这是违法的，这是要追查的。
农工党提案：建议把转基因产品管理列入国家战略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2月26日讯，大智慧通讯社从周三从农工党获悉，农工党拟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把转基因产品管理列入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在转基因动、植物确定不对人类有任何危害隐患前，不投入民生市场化。
农工党拟向全国政协提交《国家应把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列入到国家战略层面考虑的建议》，建议提到国家应把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列入到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应给予高度重视，加强执法监督与严惩。
提案指出，建议加强对执行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增加因使用转基因大豆、豆粕、玉米而生产出的豆制品、饲料、肉、蛋、奶的标识规定。在转基因动、植物在确定不对人类有任何危害和隐患之前，不要投入民生市场化。
此外，农工党还建议，国家应支持畜禽日粮由玉米-豆粕型日粮类型向杂粕型日粮转变，减少畜禽养殖对玉米和豆粕的消耗量，支持开展转基因产品饲用安全性评价的联合攻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粮食主产区建立非转基因种植示范区。
周洪宇：建议建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
3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向全国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提交名为《关于建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的建议》的议案。
目前国内外均由人称转基因食品为“有风险的食品”，对它的利弊争论激烈。由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还无定论，周洪宇建议建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买不买转基因食品。
他建议为转基因食品设计统一的外包装标识图标，可用放大字号，变化字体、色彩，设计统一的LOGO图案的办法来让标识更加醒目。就像香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一样，让人一目了然。另外，他还提出应适时修改《食品安全法》，国务院也应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政策研究。
政协委员建议推生猪期货市场建设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全国政协了解到，九三学社提出了《关于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的提案。提案称，生猪饲养在农业生产中地位重要，2012年全国猪肉产量达5335万吨，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意义重大。
提案显示，推进生猪期货，一是稳定物价，保护养殖户利益，应对我国当前“猪周期”振幅加大，周期缩短局面。二是有助于与占生猪养殖生产总成本的70%以上的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期货市场形成联动，建立健全农牧产品期货体系，形成饲料原料和生猪的养殖套利关系。同时也有利于生猪期货市场价格发现规律，加强政府事前调控和微调。三是通过期货合作作为标准化合约，促进生猪养殖标准化、规模化，保障食品安全。四是通过推出生猪期货等方式，参与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获得与我国生猪养殖规模、消费规模、进口规模相适应的国际地位。
提案指出，当前，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面临一些问题。一是期货市场布局不合理。我国生猪养殖省份主要集中于四川、重庆、湖南等南方省市，但生猪养殖区虽有农牧产品生产优势，却未建立相应的生猪期货交易市场，而现有可能承接生猪期货交易的交易所设在东部的大连、上海和中部的郑州，布局相对集中，且近半数期货公司营业都聚集于这些地区，不合理的布局可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抬高交易成本。二是市场主体需要培养。目前我国企业对期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规避风险和投资层面，甚至将期货视为投机工具。也有观点认为，生猪期货上市的经济条件、市场发展不成熟，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这种观点既忽视了我国玉米、棉花等期货产品在不断健全的市场环境中发展这一实践经验，也没有充分认识期货与现货市场可以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现实。同时，期货交易规则较复杂，而我国生猪产业链上各主体多数对期货市场认识较肤浅，难以主动利用期货市场信息指导生产。三是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亟需推进。美国推出生猪期货时，其生猪产地集中，养殖标准化程度高，技术条件比较成熟，大部分生猪都易于达到生猪期货交割标准。我国各地区自然条件、饲料来源、饲养水平不同，出栏生猪品质差异大。如常见的三元杂交猪，在不同地区饲养，品质存在差异。同时，质量不高、销售渠道不正规的生猪在全国饲养总量仍然占比较大，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下的养殖户或养殖企业比重仍占40%左右。四是生猪市场需要进一步整合。我国生猪养殖集中于西南、中南等地区，而生猪消费主要集中在华东、京津等地区。生产区和主销区分离加大了生猪价格波动，阻碍了生长市场的一体化，造成现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难以全面反映商品市场信息，而生猪养殖区期货工具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割、信息综合不充分、区域价格辐射范围较小等问题。
提案建议，在四川等生猪养殖大省，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当前，许多地区生猪养殖的金融、技术条件不断改善，养殖体系趋于完善，为建立期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四川省遂宁市为例，该地区生猪出栏数中规模养殖已占75%，其中养殖公司提供猪苗、技术等，养殖户提供场地、人力，并从公司得到每头猪100元的保底钱。通过购买保险（放心保）降低养殖风险，且保费大部分由政府补贴。此外，生猪期货交易必不可少的加工、物流等产业也蓬勃发展。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生猪期货市场环境。应通过各种手段让生猪产业中各个主体充分认识和了解生猪期货、鼓励企业通过期货交易手段规避风险。如引导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市场套保；培养养殖户市场意识，推动专业合作社发展；增加投资主体、发展期货投资基金等，平衡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的利益。生猪期货推出初期，注重套期保值功能，防范过度投机；市场逐步成熟后，放松合约条款，如提高涨跌幅限制、降低保证金水平、降低最小报价单位等。
二是不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经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猪期货合约标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散养户退出市场，选择外出打工，间接促进了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提升。应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经营，特别是向高端猪肉标准发展。根据全国主要产销区交易现状，设计与不同质量标准相对应的生猪期货合约，分别交易和交割。通过产业整合、品种推广等方式，待条件成熟后制定全国统一的生猪质量标准和统一合约，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生猪价格的升贴水。
三是健全市场流通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运输、仓储业进行整合，建立竞争而有序的生猪物流市场体系，避免囤积居奇、操纵价格的情况。发展生猪养殖信息平台，将生猪现货、期货市场和农村信息化发展相结合，建立覆盖各养殖区的生猪养殖信息网络。推进“农超对接”，利用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和远期交割特性稳定供给，将期货交易和中远期供货合约相结合，促进生猪养殖企业、屠宰加工企业以及超市等零售商整合，完善供应链。
四是完善配套措施，创建生猪价格指数等。现货交易可直接以价格指数为基准，引导生产者规避市场风险。同时加强风险管控，针对过度投机，风险监管不足，交易场所的发展规划等，制定严密的监管体系，维护市场秩序。研究编制现金交割结算价格指数，制定适当的交割方式，建立生猪养殖信息服务体系等。
人大代表建议“禽流感”改名 近百家禽企签名
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陈瑞爱日前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闭会建议，建议将“H7N9禽流感”改名为“甲型H7N9流感”，并且附上80家禽养殖企业的签名。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接受南都采访时回应：“在国际专家和一些相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依然保留这个病毒目前的官方名字。”媒体如需要，可用“H7N9”或“H7N9病毒”等简称。
代表建议“H7N9禽流感”更名
全国两会即将开幕，全国人大代表、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瑞爱，早在1月25日就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闭会建议，并在标题冠以紧急建议，希望更改“H7N9禽流感”病毒名，挽救畜牧养殖业。
陈瑞爱列举了3大理由。她认为，“H7N9禽流感”病毒的命名不科学，命名依据不足。H7N9病毒在自然界中本身就存在，并不仅仅存在家禽身上，很多哺乳类动物也有发现。迄今H7N9的具体来源和传播机理仍不明切，建议有关部门立即启动“H7N9禽流感”病毒正名工作。将“H7N9禽流感”病毒正名为“甲型H7N9流感”病毒。
按照有关规定，有关部门将于3个月后答复代表。
去“禽”有呼声
实际上，现在争议较大的就是“禽”要不要出现在名字中。陈瑞爱提到了根据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流感病毒的命名规则，流感病毒的规范命名为“型号/宿主/分离地点/分离实验室毒株序号/分离时间/HnNn”，因此不应该加“禽”字。
在今年1月，农业部兽医局局长张仲秋在答记者问时提出，去年4月份WHO、OIE、FAO等三家国际组织专家就“H7N9禽流感”名称会商，建议媒体使用“H7N9流感”或“H7N9病毒”的名称。
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中，广东省人大代表、清远市农业局局长张秋生就曾呼吁，广东省政府应将“H7N9禽流感”的名称更改为“H7N9甲型流感”。
WHO正在商榷
近日，南都记者联系了世界卫生组织得到了权威回应。
对于中国一些家禽养殖业代表联名申请修改H7N9的官方名称，WHO媒体联络人G lenn T hom as回应南都记者，他们已经知晓现在有要求改名的一些讨论，同时WHO也在进行商榷，但还未有结果。“在国际专家和一些相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依然保留这个病毒目前的官方名字。”
观点PK
农业专家：
还不能肯定是哪种动物传播给人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首席专家、禽流感专家组专家毕英佐是最早提出要为H7N9“正名”的人。近日，毕英佐认为国家流感参考实验室检测表明，人感染为偶发、点发、散发型，并未发生人际间有效传播。且从家禽中分离到的H7N9流感病毒对家禽属于低致病性或无致病性流感病毒。
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研究还表明，禽源病毒与从人身上分离到的病毒不同，还不能肯定是哪种动物传播给人，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病毒是通过家禽直接传播给人”。主管部门就命名为“人感染H 7N 9禽流感”太过仓促。
卫生专家：绝大部分病例具有活禽市场暴露史
针对有专家提到的“没有直接证据证明H7N9病毒是直接从禽到人”，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流行病学专家近日表示：“如果等到有铁板钉钉的证据，到时候再来预防就晚了。”该专家认为，从目前的病例来看，绝大部分的病例都具有禽类暴露史。广东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首席专家何剑峰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截至目前，广东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中，有活禽市场暴露史的占八成多接近九成。
“这与H1N1从‘人感染猪流感’改为‘甲型H1N1流感’不同。”该专家表示，目前H7N9尚未像H1N1一样，出现持续人传人的现象，传播途径仍然为禽到人，所以在他看来，短期内如果病毒未变异，WHO也不会提出修改病毒的官方名称。
溯源
社交媒体可简称“H7N9病毒”
去年4月16日，WHO官方网站就发布了一份名为《规范甲型流感H7N9病毒术语》(Standardization of the InfluenzaA(H7N9)Virus Term inology)的说明(下简称说明)，对H 7N 9在各种场合的使用名称进行了规范。说明表示，这是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WHO的专家一起讨论达成一致命名意见。
根据说明，核心术语“甲型禽流感H7N9病毒”(avian influenzaA(H 7N 9)virus)将会在科学性或技术性等的报告中使用。不过，这个术语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有一些改变，比如叫：“人感染H 7N 9禽流感病毒”、“鸡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或“猪感染H 7N 9禽流感病毒”(如果在猪身上发现)。
WHO媒体联络人GlennThom as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说明在第三点有提到，在媒体使用上，尤其是在类似于tw itter这类的社交媒体上，会更喜欢使用尽可能短的词语，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像“H7N9”、“H7N9病毒”这类术语作为替代。
李兰娟：各地应尽可能关闭活禽市场 防控H7N9疫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研发牵头人李兰娟3日在政协开幕式前对大公报表示，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目前已通过相关技术检定，再通过人体测试检验后，最快可五月上市使用。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成功研发的流感疫苗株。
2013年10月，由李兰娟牵头的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研发出了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在本届政协会议上，李兰娟的提案亦与H7N9防控有关。她在提案中建议，各地应尽可能关闭活禽市场，提高冷链供应，以期更好地防控H7N9疫情。
李兰娟说，这次H7N9禽流感之后，对于活禽交易恰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机会，改变大家传统的现杀现卖方式，可以考虑採取更卫生更安全的集中宰杀冷链供应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政府加强监管，让大家吃得放心。”
李兰娟介绍，疫苗种子株在无特殊病原体（SPF）鸡胚中连续传代15代，经测序证实未发生变异，具有很好的遗传稳定性。至于疫苗的使用，李兰娟认为，不必因恐慌而盲目去注射疫苗，而需要接触禽类较多的人群可以注射疫苗进行预防。
对于H7N9传染模式，李兰娟重申，目前的变异可以使病毒传播给人，但还不足以发生人际之间传播，或者说可能性相当小。
刘永好：中国禽流感与规模养殖没有关系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禽流感来了，咋办嘛！你说日子咋过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最大农牧企业之一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此言一出，记者笑了，他也笑了，苦笑。
但他紧接着又强调：“其实禽流感跟我们规模养殖没有关系。到今天为止，中国所有的养殖场都没有出现一只禽流感鸡鸭。全部没有，那么多年都没有，农业部的公告也说明了。”
自2013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湖南、安徽、吉林在内的多个省区发生以散发病例为主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多地家禽业受到重创。
刘永好表示，新希望集团的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也因禽流感冲击，首次未能达到年度销售和利润目标。
“我们最后的销售额离目标还差100多亿，因为家禽大家都不买了，价格跌得厉害。因为禽类占我们的比重很大。国内所有做家禽的企业全部亏损。”他说，“禽流感和市场周期波动的压力，对我们是个考验。”
刘永好说，尽管现在对H7N9禽流感的原因没有定论，但国内规模化养殖场都是封闭管理，“进都进不去，切断了传染源”。
农业部副部长:婴幼儿奶粉安全需要加强执法
3月3日，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参加政协开幕会议开始前和结束后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就婴幼儿奶粉安全问题，牛盾表示，我国标准并不低，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执法系统，各个部门无缝连接。
京华时报：现在有不少家长去香港或者国外抢购奶粉，为了让孩子吃上放心奶，农业部门将开展哪些工作？
牛盾：一个是我们自己必须生产出来符合质量要求、符合安全标准的奶。这个我们有信心能够生产出来，这个没有问题。你想，牛奶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蛋白质、干物质。中国生产、美国生产都是一样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标准、法律、制度，而且要坚决执行，那些黑心的企业和商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现在我们的标准比国际并不低，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强大的执法系统。各个部门无缝连接。第二个就是提高生产能力。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大力度往前推进，现在我国牛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前两年2000多万吨，现在到了3000多万吨。这还是不够，还要提高生产能力。
京华时报：实际上奶粉抢购反映的是消费者的一个信心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提升信心？
牛盾：消费者的信心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困难的。当你没有这方面的威信，你做了错事，再让大家重新认识你，你就要拿出原来好几倍的努力。
宗庆后建议：进一步完善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监管法律制度
近年来，一些国内企业通过境外商标注册再在境外加工的假“洋奶粉”质量事故频频，进口婴幼儿奶粉的质量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被关注。为此，我国开始陆续出台、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了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以及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管。我们注意到，在已经颁布或即将颁布的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涉及到了禁止婴幼儿奶粉委托贴牌加工的规定，尽管这一规定目的是想从生产源头来控制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生产，控制不合格的“假洋奶粉”，以保障食品安全，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是因噎废食，既不符合市场贸易惯例，也有损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为此，就进一步完善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监管法律制度提出建议如下。
一、当前不宜一刀切禁止进口婴幼儿奶粉委托贴牌加工
1、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加工贸易是分不开的，我们以前为国外企业贴牌加工赚点微薄的加工费，现在我国企业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经济实力有了较大提高，也创立了自己的自主品牌，利用国外大企业在原料和技术上的优势为我们贴牌加工生产，应该是一件好事，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地位及企业地位的上升，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品牌形象。
2、目前婴幼儿配方奶粉及优质奶源在国内仍然属于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利用国外的优质原料资源作为国内市场的补充应该是有益的，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还能有效抑制不断高涨的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完全禁止委托加工的贸易方式，可能反而会加剧国内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供应紧缺，刺激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上升，导致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还会导致非正规渠道流入国内市场的婴幼儿奶粉大幅增加，带来食品安全隐患。
二、进一步完善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加工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为保障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食品安全，防范假“洋奶粉”问题，同时又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建议从以下二个方面加强对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贴牌加工的有效监管。
1、仍允许经过审批批准的国内企业委托国外有资质的企业贴牌加工，但要进一步完善境外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的资质认证和监管制度，不论是为我国企业贴牌加工的企业，还是自己将产品出口到中国的企业，都要实行严格的监管。应当在现有的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注册制度的基础上，制订境外生产企业必须具备的资质和条件，所有向中国国内出口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境外企业均应按该等资质和条件进行认证。对于经过认证并符合资质和条件的境外企业才允许其产品进口，并允许其为国内企业贴牌加工。
2、落实国内委托境外贴牌加工的企业及代理销售进口产品的企业对其委托贴牌加工与代理销售的产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贴牌加工及代理销售的国内企业除了应负责对境外的生产企业的加工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外，还应对其在国内销售的委托贴牌加工及代理的进口产品承担质量和食品安全责任。
应把兽药监管纳入CFDA统一管理 解决抗生素滥用
2014年3月5日，2014年全国医药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声音·责任”在京召开。以下为与会嘉宾精彩发言。
发言嘉宾：耿福能 人大代表 好医生药业
食品安全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人人都要吃东西，所以食品安全这里是大漏洞。兽药不纳入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的管理，抗生素的滥用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建议将兽药的注册、申报、研发、生产及日常监督管理归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统一规定，从源头上杜绝兽药管理不善造成的食品安全。美国FDA他们专门有一个兽药管理中心监管所有动物吃的药品。
在调研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很多普药，像刚才很多同仁提到的青霉素、阿莫西林等等，人药比兽药便宜，很多老百姓买便宜的药喂自己的牲畜。为什么我们人用的药同一个品种还比兽药还便宜呢？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和联想？因此我想希望我们的同行都来关注个问题，并建议我们国家相关的部门把兽药真正纳入我们食品药品管理总局的统一管理。
第二个建议，建议我们医药行业要带头反对和制产垄断，这样我们的行业才能够健康正常的发展。目前，我们看到中央的八项禁令，整顿工作作风，我们行政官员，虽然吃了一点苦，但是人们百姓拍手称快非常高兴。但是我们想长时间的让我们的行政官员们12小时、16小时工作也不可能让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那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市场化、自由竞争；市场自由竞争最大障碍就是垄断，所以这一次我参加人代会特别想关注中央政府能够将整治腐败和整顿工作作风壮士断腕：无论是央企、国企、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所有企业只要你遵守法律、不搞垄断都是好企业。垄断是导致我们人民百姓财富越来越少的根本因素，垄断是让我们经济箫条根本因素。我们医药同行，能不能看看我们的身边，哪一些品种、哪一些企业是属于垄断性的企业垄断性的品种。我们曾经看到的生产几十年、上百年的药，一旦一个企业垄断，它可以从几毛钱一瓶涨到十几块甚至20几块钱一瓶，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从我们消费者和老百姓包里面掏钱。
目前我们国家出现的状况是资源被资本垄断极度掠夺，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难找，物价越来越高，这样影响我们社会的发展，影响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因此我建议医药行业各位同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全国工商联建议：取消棉花进口配额制度
全国工商联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45项涉及深化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提案。
昨日（3月3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称，棉花进口配额制度的弊端已很明显，进口配额“商品化”，拿到配额后便上市买卖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建议取消棉花进口配额制度。
2013年对于国内棉企来说，是踯躅难行的一年。新疆经信委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8月，新疆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半数亏损。新疆纺织企业已经用不起价格高昂的新疆棉，企业要想拿到国外便宜的进口棉，又受到配额限制。全国工商联提案显示，受到配额限制的不仅新疆纺织企业，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国中小企业。
据悉，目前国内棉花进口实施配额管理制度，进口棉配额分两种：关税配额（简称1%关税配额）和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配额（简称5%滑准税配额）。进口棉配额一直属于国家控制发放的特殊商品，超过配额进口的棉花将被征收40%的高额关税。
但是在高关税之下，国内国际棉花价格依然倒挂。岳阳棉花经销商李海龙经理表示，现在4级皮棉国内每吨均价17000元，而收税之后的同等级进口皮棉均价依然要便宜一千多元。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称，“在可以申报的企业中，具体每家分配多少并没有统一的分配依据和标准，容易滋生腐败问题，纺织企业意见很大。”
全国工商联在提案中提出，棉花配额已沦为寻租工具，对于不容易拿到棉花进口配额的小企业而言，只能通过购买配额的方式获取配额，每吨配额要额外支付3000~4000元，导致了企业成本上升，国企与民企不公平竞争。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国际低价棉全面冲进国内市场，棉农损失将至少达20%以上。
农工党提案：创新制度机制，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3月3日讯,记者从中国农工民主党方面获悉,在2014年“两会”上,农工党将提出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提案。
农工党认为,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闲置、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农工党也认为,在土地流转推进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对此,农工党建议:一、做实确权颁证。建议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统一向承包农户颁发新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规范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档案和流转管理电子信息系统。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实现土地承包确权、登记和颁证管理的规范化。
二、加快市场建设。建立全覆盖的服务监管体系;加快市场主体培育;建立价格评估体系。
三、创新流转方式。支持成立农村土地银行;支持建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支持土地使用权折价入股。
四、强化政策扶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潘刚委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实现乳业食品安全
可能是由于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到伊利集团考察过，潘刚委员一露面就备受媒体记者“青睐”，他们提问一个接着一个，“习总书记到伊利考察给了你们巨大的鼓舞，今年你们企业发展有何规划？”“您的提案与乳业食品安全有关吗？”“作为驻内蒙古的全国政协委员，您的提案是什么？”……
“新年伊始，习总书记来内蒙古考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总书记对内蒙古各项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别是习总书记还亲自来到我们企业伊利集团考察，给我们以巨大的动力，我们一定会落实好习总书记的要求，高度重视并抓好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伊利集团成立了‘伊利欧洲研发中心’，将首先在奶牛养殖、乳品研发和食品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发力。这次大会，我准备提交关于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实现乳业食品安全的提案。”对于记者的提问，潘刚认真地一一作答。
潘刚认为，乳业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乳业对于实现建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做好“三农三牧”工作也具有基础作用，对于“守好内蒙古少数民族美好精神家园”更具有促进意义。目前,中国乳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离不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主体地位的发挥，乳品企业也不例外。
潘刚建议，国家应该对牧场建设做好总体规划，这对于保障乳制品长期稳定供应、提高奶业发展水平、实现乳品安全、保障奶农长期利益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乳品企业要更好地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加大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力度，积极对全球资源及其在技术等方面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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