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控背景：供需失衡与宏观经济的双重压力
(一)CPI承压下的“稳价”刚需
2025年，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CPI走势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该年度，CPI持续低位运行，2-5月同比呈现负增长态势，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6月，CPI虽实现转正，但8月又回落至-0.4%。这种持续的低位波动，使得稳定物价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任务，对经济稳定与民生保障意义重大。
猪肉价格作为CPI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波动对民生和政策走向影响显著。2025年6-8月，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下跌8.5%、9.5%、16.1%，累计拉低CPI约0.49个百分点。这表明猪肉价格的下行直接导致整体物价水平下降，给经济稳定增长带来挑战。在“促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导向下，稳定生猪价格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居民生活成本，也影响着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产业链的稳定性。
(二)产能过剩：能繁母猪存栏逼近调控上限
当前，生猪产业处于“后非瘟”时代的新平衡阶段，供给端呈现“量增效率升”的特征。截至2025年8月，能繁母猪存栏量达4038万头，高于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上限，预示着生猪产能过剩压力较大。
与此同时，PSY(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从2020年的17.54头提升至2024年的24.03头，实际生猪产能已超出市场需求。2025年上半年新生仔猪量同比增长11.5%，预示未来6个月生猪出栏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供过于求的矛盾亟待解决。在此市场环境下，养殖户面临养殖利润压缩和亏损风险增加的困境。
(三)效率提升倒逼产能结构调整
我国生猪养殖效率快速向国际水平靠拢，PSY从2016年的17.56头增至2024年的24.03头，这是行业发展的显著进步。然而，与丹麦(34.8头)、荷兰(32.1头)等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效率提升意味着同等仔猪产量所需的能繁母猪数量减少，若维持现有存栏，未来产能过剩将呈扩大趋势。
参考美国经验，其能繁母猪存栏从1979年的964万头降至2024年的610万头，同期猪肉产量却增长了40%。这是生产效率提升推动产能主动调减的典型路径，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我国需加快产能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养殖成本，以适应市场变化和需求。
二、调控政策：从“量的控制”到“质的升级”
(一)核心手段：“三箭齐发”破解供给过剩
面对生猪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有效的调控措施，旨在从源头遏制产能无序扩张，稳定市场供需关系。
能繁母猪“精准去化”成为调控关键举措。农业农村部明确2025年调控目标，将能繁母猪存栏量从4043万头调减至3943万头，这一目标有效遏制了产能的无序增长。牧原、温氏等头部企业积极响应，牧原股份制定详细产能调减计划，预计年底前调减能繁母猪32万头，相当于减少800万头肥猪的供给，从源头缓解市场供给压力。
出栏体重“紧急刹车”也是重要调控手段。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生猪宰后均重从5月的92公斤降至8月的88.43公斤，降幅达3.52%。这看似微小的变化，直接减少了4%的猪肉供应量，短期内有效减轻了市场供应压力。
为防止市场投机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政府严格限制二次育肥。禁止规模企业向二育户销售仔猪，切断了市场投机链条，避免人为制造供应紧张局面。2025年二育规模较2024年同期下降了27%，市场投机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市场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二)配套措施：政策组合拳形成合力
除上述核心手段外，一系列配套政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环保政策“洗牌落后产能”，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畜禽养殖场备案管理办法》的出台，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2025年上半年，1.2万家不合规中小猪场在政策压力下关停，推动产能向规模化、规范化集中，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
金融工具“精准滴灌”，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主动调减产能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对未调减产能的企业收紧授信，引导资源流向高效产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储备调节“托底预期”，稳定市场信心。2025年已开展3批次冻肉收储，累计3.5万吨，储备肉在市场价格波动时发挥重要调节作用，避免价格非理性下跌，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三)国际经验：从“美国模式”看我国调控逻辑
回顾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产能过剩危机，其应对策略为我国提供了宝贵借鉴。当时，美国通过“技术升级+市场出清”双轮驱动，推动产业变革。在技术升级方面，加大对生猪养殖技术的研发投入，使PSY提升了40%，大幅提高养殖效率；在市场出清方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淘汰大量落后产能，用10年时间将能繁母猪存栏压减30%，实现产业集中度从20%到70%的飞跃，成功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当前的政策路径与美国模式有相似之处。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短期内“去产能”，迅速缓解市场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长期“提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种“两手抓”的策略，既能解决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又能为产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确保生猪产业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持续发展。
三、效果与挑战：短期阵痛与长期机遇并存
(一)短期效应：价格承压与产业分化
2025年9月，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均价跌至13.85元/公斤，同比跌幅达29.7%。价格的大幅下跌使不少中小散户陷入亏损，养殖利润被严重压缩，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头部企业凭借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在价格战中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以牧原股份为例，其完全成本仅为11.8元/公斤，在行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微利。这种成本差异加速了行业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在产能结构方面，产业“大洗牌”正在进行。大型企业产能占比不断攀升，已达到25.64%，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小散户存栏量同比下降了15%，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公司+农户”模式占比突破40%，该模式为农户提供稳定收入来源，为企业降低养殖成本，实现互利共赢。随着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我国生猪产业逐步向成熟市场靠拢，市场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二)中长期机遇：效率提升与周期平滑
在成本竞争力方面，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广西扬翔通过育种技术创新，PSY达到27头，大幅提高养殖效率；牧原股份发展智能养殖，智能巡检准确率高达95%，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在这些技术推动下，我国生猪养殖成本从2023年的17.26元/公斤降至2025年的14.13元/公斤，与美国(1.75欧元/公斤，约合13.5元/公斤)的差距逐渐缩小，提升了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从周期波动来看，我国致力于实现产业“软着陆”。政策目标不仅是简单去产能，更在于构建“能繁母猪存栏-生猪出栏-价格预警”的动态平衡机制，精准调控市场供需关系，避免市场大幅波动。未来，猪价波动幅度有望从±40%收窄至±20%，养殖企业盈利稳定性将显著提升，为养殖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三)挑战犹存：政策执行与市场博弈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小散户面临“退出难”问题。部分养殖户因缺乏技术和资金，在环保压力下被迫退出市场，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还可能导致产能波动，给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为避免这种情况，需加强对中小散户的扶持和引导，提供技术培训和资金支持，帮助其转型升级，适应市场变化。
国际粮价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若玉米、豆粕等价格反弹，将直接增加养殖成本，可能抵消降重、去产能带来的利好。为应对这一挑战，需建立饲料原料价格对冲机制，运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降低价格波动对养殖企业的影响。同时，加强对国际粮价的监测和分析，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确保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四、未来展望：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
当前生猪产能调控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短期来看，是“去产能、稳价格”的关键阶段；长期来看，是“提效率、强竞争”的攻坚阶段。当能繁母猪存栏回归合理区间，PSY突破30头大关，智能化养殖覆盖70%以上规模场时，我国生猪产业将摆脱“猪周期”的剧烈波动，迎来“质量型增长”的新阶段。
对于从业者而言，当前的产能调减并非终点，而是转型的起点，应从比拼存栏量转向比拼PSY、料肉比、智能化水平，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突破”。对于消费者而言，随着调控的深入，将享受到更稳定的价格和更安全的猪肉。这场产能调控将推动我国从生猪大国迈向生猪强国。(注：数据来源为农业农村部、Wind等，截至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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